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交通问题，民所关切。那么，古代北京地区的道路和交通是什么样的呢?后人有哪些考古发现?

“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裴文中先生曾写过《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他认为日本东京、福冈等地发现的古动物化石与北京周口店的古化石种类是相同的，日本早水台等遗址的石器与周口店第15地点的石器年代相当，外形类似，所以在更新世中晚期(距今约78万年前到1万年前)，北京和日本之间通过黄海大陆架有着陆路相通。

距今约2万年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中，也出现了远方的信息：海蚌壳来自渤海沿岸、赤铁矿来自张家口宣化一带。两处地点距离周口店最近的也有上百公里。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这些物质如何流通?这一切目前还未有确切答案，但一定有着若干交通路线以实现交往。物流的背后是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考古发现让我们惊叹于北京古人与外界的交流能力远远超出今人的想象。

《汉书·地理志》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中国夏代的二里头遗址中已出现了车辙印，商代晚期殷墟发现的马车，是考古发现畜力车最早的实证。

车运是古代北京陆路交通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马车可以说是车运中的王者，车轮上建立了第一个陆地运输系统。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中，大型的墓葬都陪葬有马车，有的还有马童。其中1座墓葬的车马坑中，有42匹马陪葬。根据车上的铜饰件统计，应有14乘车——平均1辆车3匹马。有意思的是，坑中还有6个伞盖。有了“车顶”，人们出行可以风雨无阻了。

丰台区大葆台西汉1号墓殉葬有3辆马车。这3辆车都是木质双轮单辕车，相当于现在的单排座汽车。车轮上有彩绘的装饰图案，车身通体涂黑漆，并安装有各种金属配件，算得上是汉代的豪车了。1号车车厢横宽，后面是敞开的。车厢中间竖立一柄长把遮阳避雨的大伞，单辕前端压一横木，横木两端有对称的车轭，两边的车轮各有24根辐条，栏板上饰卷云纹，车轮的直径为142厘米，两轮间距为200厘米。2号车的车厢为长方形，车厢后面有一扇活动的车门，车厢顶盖为长方形平顶，由四角的支柱相撑。

海淀发现的东汉陶灯座，表面装饰分为三层，下层为奔马拉的篷车，车上有伞，与大葆台1号车相近。图案来源于现实生活，显然这是东汉时期马车的模样。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大量水上交通工具登上历史舞台。北京在永乐店、张家湾、郝家府、方庄、亦庄等地发现了很多唐、元、明、清时代漕运的古船，其中通州发现较多。

朝阳区小红门地区在距今地表3米深的凉水河古河道中出土了一条唐代独木船。这条船长10米、宽1米多，船舱深度0.48到0.6米。船体为一根大柏木的主干刳制，先做出一个平面，使树干截面呈大半圆形，然后在平面上向下将树挖空成船体。首尾底部略上翘，船舷板薄于船底，在船舱及底部发现有完整的唐代瓷碗、陶钵等。从船的长度、重量可以看出，凉水河在唐代的水量还是很可观的。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车辆的发明带来了一个直接的产品，平整而固定的行车路线——车道，这便是陆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设施了。这是车辆出现后引起的一个重要工程革命。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远在西周时期，人工道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号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至春秋战国时期，道路设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典·周语》记载，城外郊野的道路两旁常常栽植树木，以指示道路所在，沿路还设有为行人提供饮食的庐舍。

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周围的大道进行过推测：向南、向西北、向东北、向东的四条路的交会处，北京城是最佳位置。由于经年累月的交通往来，北京城得以在原始城址上历久不衰、发展壮大。

秦代设驿站后，汉代沿袭。北京的蓟城是燕蓟地区驿道的中心，有各条支线通往所辖诸郡县。《史记》《盐铁论》等都有记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稀、数被寇……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嗠、朝鲜、真番之利。”

房山汉代窦店土城的南部发现一条环城道路，即古籍中的“环途”。这条道路宽7到8米，上面有6条车辙。辙宽0.25到0.4米、深0.03到0.15米、两轨间距1.2到1.3米。

小区域内的路网也有考古发现。在延庆水泉沟辽代冶铁遗址中，发现了道路和上面的车辙遗迹。道路呈南北走向，连接了南边的冶炼炉和北边的生活区。路宽16米、长20米、路土厚0.3米。路面上清理出10道车辙，单辙宽0.25到0.3米、辙沟深0.15到0.19米、两辙中心间距约2.4米。可能因为这里是矿区，运送矿石自然要用大车，所以车辆的轴距较大。

北京地区发现的古代道路还有丰台区丽泽的金代道路、海淀八里庄的明代道路和各条清代的石路、土路。位于京通高速路北侧的通州石道，两旁还用土铺路，极大方便了清代朝阳门到通州之间的陆路交通，给沿线地区带来了繁华。

城市的扩展让城内外的道路连接体系日趋完善。圆明园正觉寺山门前发现的石板路，实际是西直门至正觉寺石御道的一部分。清代京城还新建、扩建了许多土路。如雍正三年(1725年)，在京城修筑了由广宁门(广安门)至小井村的石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又重修并增长，延至大井村。雍正四年(1726年)修右安门外至草场南土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庄至土城、德胜门至清河、阜成门外大街等土路竣工。这些完备的路网，让城市到郊外一路畅通。

“翠幌金车锦骆驼”

虽然马车和骑马都是人类古代交通史上的快捷方式，但其实两者都不是普通人用得起的。历史上北京地区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民族交融的地区，所见的骑马考古实证更多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遗存，例如延庆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马具。

骑马作为古代出行方式之一，在历史长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不少瓷器上都有古人骑马的图案，例如海淀学院路出土的明正统、天顺年间携琴访友踏雪寻梅青花罐，所绘骑马者大有“有马在手，说走就走”之潇洒。

陆路交通的工具有马和马车，自然还有牛车和骆驼。延庆、朝阳、房山等地出土了北魏、西晋时期的牛车俑，都是牛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反映。如果说马车是古代的跑车，颜值高且速度快，那么牛车就是SUV。牛拉车自然速度不快，但载重大，行走安稳，重心平衡，乘坐较为舒适。

骆驼形象在北京的出土文物中也屡屡可见。北朝的青铜骆驼水注，卧倒姿势，神态安详，驼峰为注水孔。颐和园元代耶律铸夫妇墓中的陶骆驼，颈曲，蓄势待发，显得动感十足。

骆驼作为载货的运输工具，已有千年历史。据史料记载，唐代安禄山叛乱时就是用骆驼运送物资。到了元代，北京出现了骆驼市和骆驼车。元代诗人这样描述：“翠幌金车锦骆驼，芙蓉绣褥载双娥。”在《明实录》《都门纪略》《京华百二竹枝词》等书籍中，都有京城骆驼送货的文字。

出阜成门著名的“京西古道”，含商道、军道、香道。至今还能在牛角岭关城、石佛岭、板桥村等地看到这些自古流传的交通遗存。驼铃声声，仿佛还在耳边。门头沟出产的煤，旧时绝大多数由骆驼运送出山。有人计算过，如把当时北京的骆驼，一头连一头地排成队，能绕北京城转三个圈。当外埠归来的骆驼伫立等待开城门时，常常排出十几里远，犹如一道长城，十分壮观!城门一开，驼铃齐鸣，叮咚作响，步入内城，大街小巷中的行人和车辆也不得不为它们让路。

进入民国后，此景依旧。为此警察厅专门规定：“骆驼以三头为一组，不得队队相连。”后来因有了铁路和载重汽车，这个“驼众如云”的场面才渐渐看不到了。